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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该如何开建PX项目
2017-11-11 16:37
导语:昨晚,央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报道了“清华学子PX词条保卫战”的故事——用意很明显,主流媒体希望用清华学生自发的行动说明,近期再度引发风波的PX项目并非洪水猛兽。这种做法会有效吗?恐怕仍然值得怀疑。 …[详细]

“PX化”是当前社会的一大隐忧

越来越“退步”的PX风波

所谓“清华学子PX词条保卫战”,指的是百度百科上的“PX”词条,在最近的风波期间,被一些人从“低毒”改为了“剧毒”,而清华大学化工系的学生,基于自身学到的知识和实践,反对“剧毒”这种错误的描述,因此反复更正、守护“低毒”这一说法。

从事实描述来看,这个事件没什么争议,作为一个化合物,“PX”就是低毒,而不是剧毒。然而问题在于,自2007年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以来,历次围绕PX项目的风波中,“PX是低毒而非剧毒”这一基本判断每一次都受到了挑战,清华学子不是第一个站出来高呼PX就是低毒,可预见的未来这种“保卫战”还要发生很多次。这表明,中国这些由PX项目引发的风波,仍然停留在很浅层次的争论,7年来可谓毫无进步。

确实可以称之为毫无进步——7年前的厦门PX风波,当时被认为取得了一个相对完满的结果:政府牵头的PX项目先是在体制内遭到部分院士、政协委员反对,然后民众积极参与投入到反对行列,面对压力政府选择了与反对者对话,出了一个新环评报告,经过讨论民意仍然反对,最后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从民意,停止在厦门海沧区兴建PX,将该项目迁往漳州古雷半岛兴建。《祝愿厦门PX事件成为里程碑》这期专题称赞这个过程“几近完美”,“开创了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的先例”。

然而,实际上,隐患在当时就埋下了:项目迁往漳州,无非是因为漳州的民众阻力相对较小罢了,并非漳州人民就真的欢迎PX;所谓厦门政府顺从民意,也并非在科学上民众完全掌握了真理——真要追究起来,“PX属于剧毒”、“要在城市100公里外才能建”等谬误说法都是从厦门出来,甚至是从院士那里流传出来的,而这些谬误并未得到纠正。

一个城市该如何开建PX项目
各地的反PX运动并不能让人感受到“进步”

接下来其他几地发生的PX风波更是只能让人感受到“退步”。2011年发生在大连的风波,关于PX的种种谣言非常泛滥,有媒体描述PX项目是“众所周知的‘终极绝杀’,一旦被引爆,对600万大连人就是‘秒杀’”。政府最终妥协,宣布停产并决定搬迁项目(但实际上还没停产)。2012年的宁波镇海风波和2013年的昆明风波,同样是在“闹大”后政府就选择“维稳”式的退让,宁波政府表态“坚决不上PX项目”,昆明市长则称“大多数群众说不上,市人民政府就决定不上。”——表面上和谐了,但科学决策程序在哪里呢?

这次的茂名风波,同样无法令人满意。按政府方面的说法,项目目前仅仅是“科普”阶段,环评等前期工作都没开始,可以说还没具备讨论项目是否应该建设的条件,然而事件却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不管这些风波哪一方更有理,从结果来看,并没有哪一次称得上“政府民众通过对话达成了共赢”,看不出“公民社会发育成熟”,只看到“科学决策的缺失”,只看到“民众一闹事,PX就建不成”。

PX只是个缩影,很多问题上,民众、政府都在“PX化”

各地的PX事件最让人感到荒诞的,是PX项目作为一种化工产品,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却在多地造成风波。这不禁让人想到,如果把PX项目改称为“对二甲苯项目”,是否还会有这么多人出来反对呢?这充分说明了在PX问题上民众的盲从性。

千万别以为这种盲从只针对PX项目,“专家论证化工项目危害小,而民众死活不肯接受”——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把这种现象称之为“PX化”,他认为这种现象实际上已经相当普遍。陶光远举例称:“北京市政府计划在北京市昌平区的阿苏卫建垃圾焚烧厂,这已经是北京很市郊的地方了。但阿苏卫附近方圆十几公里的居民们却被’PX化’了,任凭市政府怎么解释危害不大,就是不信,使得这个垃圾焚烧厂始终动不了工。”

一个城市该如何开建PX项目
从技术上而言,并非所有的燃煤发电站都应该为治理雾霾而关闭

民众的“PX化”很多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而陶光远却还进一步指出,政府也“PX化”了。他举北京为例称:“譬如燃煤发电,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将燃煤发电烟气中的污染物排放降低到很低的水平。德国人口密集的鲁尔工业区加上附近地区,总面积比北京还小,却有发电总功率比北京还大的燃煤发电能力,另外每年还炼约2000多万吨钢,结果空气中PM2.5年平均浓度连北京的1/3都不到。柏林距总理府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燃煤热电联供站,总发电能力14万千瓦,供热能力24万千瓦,一直运行,没见总理发难。但北京市政府为了治霾,却计划关闭市内所有的燃煤热电联供站,甭管规模多么大,技术多么先进,任凭五大电力巨头们怎么解释污染不大,就是不信。”

“PX化”有什么问题?这说明“集中力量办大事”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而相比之下,日本、韩国、新加坡却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成功建设PX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追赶?

“PX化社会”的形成有内在原因,必须正视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人之共性。每一起复杂的公共事件,人们往往都盯着最易理解、最易辨别是非的细节来进行评价。在这次风波中,清华学子坚守PX词条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而修改词条为“剧毒”的人则很自然受到了谴责,这也影响了PX项目反对者的整体形象。许多人抨击反对者毫无科学认识,根本是为反对而反对。

然而这种抨击既有些片面,主流媒体把问题聚焦在这一点上也无助于解决问题。事实上,民众的“PX化”有很复杂的原因,这些原因是需要一一正视的。

科学问题上,让民众有完全正确的认识是苛求

一个城市该如何开建PX项目
“反PX”的原因需要正视

“了解PX项目才能谈论PX项目”,许多论者指出了这一点。对于参与反对PX的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应该说这是他们的本分。然而从社会运动的现实来说,这或许是一个过于苛刻的要求。要知道,据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仅为3.27%,PX也即芳烃化合物毒性如何,更不是一个非专业人士必须了解的事实。多数人只能根据别人的说法来认识问题,在PX毒性问题上,由科学院院士赵玉芬为代表的105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的提案中都称“PX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普通人又如何分辨对错?而支持PX项目的人,又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对PX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了?

提高民众科学素养,会让这类争议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这肯定没有疑问。但即便教育投入得再多,也不可能把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培育为博士、硕士,要让人们信服PX项目的安全,归根结底还得是靠公开公正的议事环境和程序,使得人们能够相信专业人士讨论后的结论。

而且,反对PX项目在科学问题上也未必站不住脚

事实上,争论PX低毒还是剧毒,或者是生产过程中的产物有多危险,都没有意义。PX不是食品,而是一个化工项目,化工项目对居民健康是否有影响,主要看环评报告的结论。即便生产过程有毒性较强的物质,环评报告认为对居民没有危险,那就不用担心,同理,假如生产过程几乎没有任何有毒物质,但如果环评报告认为对居民有威胁,那项目就不能通过。2007年厦门PX项目最后拿出的环评报告,就披露了项目生产方历年污染记录,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安全风险。正如许多反对PX项目网友说的那样——“一不相信工厂会严格生产,二不相信政府会严格监管。国内多少企业非法排污,多少地方部门视而不见。这是过去种下的恶果。”

这样堂堂正正的声音,当然是PX项目支持者所需要回应的。

极为落后的宣传方式,几乎让人不得不对项目感到怀疑

在昆明PX风波中,《人民日报》评民众抵制PX项目称:不管投资多大、工艺多先进,如果牵涉到民众利益的公共性问题,仅以“通告”、“告知”的形式“单向度传输”,怎能在信息时代、权利时代赢得民众支持?公众激烈的表达背后,实际上是未被尊重的权利、未被满足的诉求,是没有被听见、被看见的情绪和声音。

这无疑也是正确的说法。在这次茂名风波中,极为落后的宣传方式恰恰起了反作用——政府不是不知道PX项目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但错就错在如临大敌般地进行宣传,不仅给媒体布置了严格的宣传任务,还时不时透露出对舆论引导的焦虑。最荒唐的做法是向有“先进经验”的九江市取经——要求石化系统、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学校的学生签署《支持芳烃项目承诺书》,有人称,承诺书存在诸如若不签署会对高考、升迁不利等隐性强制内容。这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位科级干部称“我不了解PX,被强迫签字后,就更不相信宣传材料了。”

利益时代,民众没有配合政府创造GDP的动力

民众反对PX项目,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并没有动力去支持PX项目。PX项目产出的是GDP,但人所共知的是,GDP不等于收入,不是说在本地建了一个大型化工厂对所有人就天然有好处的。而政府则不同,官员政治考核靠的就是GDP,对引进PX项目有着天然的动力。在PX项目上,政府与民众的期待是有着明显的落差的,而在这个利益当头的时代,民众没有配合政府创造GDP的动力,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个项目会不会对自己带来危害。

以“自利”作为特征的邻避运动全世界都有,太正常不过

从横向对比来说,反对PX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在我的后院搞项目),世界各地都有,在发达国家甚至更为常见。本质上,“邻避运动”就是以自利为特征的,很难进行理性的说服。以美国的经验而言,从1980年到1987年曾经预定兴建81座毒性废弃物处理场,但只有8座顺利完成,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邻避情结,民众毫无理由地反对到底。

中国社会“PX化”,根本原因是政府长期“包办”造成的恶果

《为什么反对“能改善空气质量”的PX》已经指出,中国之所以在邻避运动问题表现出尤其夸张的“PX化”,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大家的事情”总是被政府强行包办,官员的意见“一家独大”。而且政府包办的方式抑制了“大家说”的渠道和“大家说”的训练。今天真要让“大家说”,也容易搞成一盘散沙,国外类似问题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民意代表在我们这里是缺失的,理性辩论的氛围也是缺失的。政府包办的方式还导致信任的破坏。不但政府部门的话不被信任,企业和媒体被看作政府的附庸,说的话也没人信。

一个城市应该这样开建PX项目

如前所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PX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什么这些地方的“有毒项目”能够顺利推进?是当地的民众对此没有意见吗?当然不是,而是这些地方在解决“邻避问题”上,已经有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经验。美国学者Saha和Mohai的研究表明,近年来在美国兴建邻避设施遇到的阻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少,甚至从“邻避运动”变为拥抱项目的“迎臂效应(yes in my backyard, YIMBY,就在我的后院做吧)”。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法律程序提供了更多公众参与邻避设施决策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员开始运用“精明公众模型(prudent public model)”而不是“无知公众模型 (ignorant public model)”来消解民众和媒体的不信任和其他引发集体动员的因素——简而言之,就是鼓动民众参与化工项目、污染项目的决策,从“决定—宣布—辨护”模式,转变为“参与—自愿—合作”模式,这对中国无疑是具有参考作用的。

那么,结合当下中国的具体条件,中国的城市怎样才能开建PX项目呢?以下是几点设想,由于目前中国仍然是个“有事情,找政府”的社会,所以主要由政府主导。

鼓励引导居民成立组织,形成与政府、企业对话的机制

这是“参与、自愿、合作”模式的基础。引进PX这样的项目,民众感到不满是理所应当的,与其让事态发酵导致民众无序走上街头,不如一开始就找到自愿对话的对象,想办法让这个民众组织更具代表性,并形成常态的对话机制。

鼓励居民表达疑虑,而不要最后引发恐慌式反应

按传统的宣讲模式,一味强调PX项目的好,安全,目前已经解除不了民众的疑虑。想打消居民的疑虑,最好是鼓励民众积极表达疑虑,让民众说出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可以让民众上街进行群体性表达,也可以在网站上公开公示,并进行快速的公开回应。这是让民众采取谨慎而明智的行动,而非恐慌的集体反应。当引发恐慌式反应后,很多应对措施就无法起作用了。

项目最好要体现与民众直接相关的利益

“补偿”是解决邻避运动最现实的手段。前面提到,光让民众知道PX项目能增加GDP,已经不能增加民众对PX项目的好感。因此不如在做项目设计时,就规划好让给民众享有的直接利益。这些补偿机制,可以包括直接金钱补偿、同类型奖偿、应急基金、好处保证和经济友好奖励等等。

与民众对话必须是具体的人物,而不能是抽象的组织

在目前已经发生的各地PX风波中,不仅反对一方表现的非常无序,政府和企业的一方往往也同样表现得进退失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类事件的处理缺少处于中心地位的具体对话人物。在没有具体的对话对象时,政府和企业就只能表现为抽象的组织,抽象的组织没有办法让无序的反对聚焦,反而会让民众在反对时会表达更多的诉求。如果有一个具体的人负责回应民众,负责回应所有问题,无疑能够很大程度上把事态控制在对话的范围。民众的信任感也会随之提高。

让民众自己指定有名望的科学顾问,负责科学问题的沟通

对化工项目、污染项目的担忧,最终落脚在科学上是否会造成危害。用宣讲的方式很难获得民众信任,那不如由民众自己指定可以在科学上相信的顾问,来负责与政府进行环评等方面问题的沟通。只要民众指定的人有足够的科学背景,由于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其公信力一般是能够被双方接受的。如果能达成有效的沟通,是不至于再出现谣言满天飞的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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